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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谁

李 墨 奴隶社会 2023-09-19

这是奴隶社会的第 3063 篇文章

题图:文中图片皆来自作者。

作者:李晓贺,一名山区教师,95年中师毕业后在山区学校任教至今,教育心得发于公众号:山区教师日常(ID:gh_0dc567a274d4)。



作者写在前面:

前几天有位新加的好友问我:“李老师是哪里的?我转发了你的文章,朋友们纷纷询问。”

以前我的好友不多,大家彼此之间相熟,自然用不着询问。后来新加的好友慢慢多起来,大家各处天南海北,于是就有人好奇想要知道我的具体情况。

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写的一篇文章《我是一名山区教师》。


文章是 2018 年写的,当时的题目叫做《在艰苦的日子里选择面对》,在《教师博览》文摘版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优秀奖,但是并未刊出,后来我也没有收到奖品和证书(后经证明是编辑老师疏忽了)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秉承着绝不一稿多投的原则,宁可不发表,也不做违规的事,可是这篇文章既然没有刊出,我就很想要它“重见天日”。所以去年创建了自己的公众号之后,有一天脑子一热,我就把它发了出来,没想到竟然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和肯定。


这篇文章就此成了我的另一张“身份证”。只要有人对我的身份我的工作或者我的学校有什么疑问,我就把文章链接发给他,省得多费唇舌解释。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之一。许多人对于山区的好奇和陌生程度,就跟我们现代人对于桃花源的好奇和陌生程度相差无几,三言两语很难解说清楚,有了这篇文章,我就省事了。

 

这次重发,我把文章标题改成了《我是谁》。我喜欢成龙,尤其喜欢成龙主演的电影《我是谁》,所以就借用这部电影的名字作为我这篇文章的新标题。而且我知道哲学(虽然我不懂哲学)上的人生三问第一问就是“我是谁”,选用这个标题,也是为了纪念我一路走来不断追问自己寻找自己的历程——


是谁


在蜿蜒的山路上,一位年轻的女孩子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正弯腰低头努力爬坡。自行车的后座上捆着一个铺盖卷,车把上挂着洗脸盆,脸盆随着车身晃来晃去,不时碰到自行车的横梁,发出“叮叮咣咣”的响声。


那个女孩就是我。



1995 年,我中师毕业,怀揣一纸调令前往本县的岸上乡中心校(现在已经由乡改镇,叫做云台山镇)报到。岸上是个山区乡,虽然在报到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,山区的艰苦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


学校破旧得厉害。


正对校门是一座二层的小楼,校长说这栋楼是全乡最新的建筑,可是据我看来也就只有五成新,楼下是三个教室,楼上是教师宿舍兼办公室。校园的地面没有硬化,到处都是凸起的石块,野草东一片西一片长得十分旺盛。围墙由一截土墙、一截砖墙和别人家房屋的后墙拼凑而成,破败不堪,而且还有好长一段缺口,并不能真正发挥把学校“围”起来的功能。大门东侧有几间老房,据说以前是粮仓,房顶呈弧形,房檐上写着“深挖洞、广积粮”的标语,给人一种久经沧桑的年代感。


几位老教师和住校生住在老房里,我们年轻教师住楼上。


宿舍很简陋。床上没有床板和床垫,只有一根根细木条,木条残缺不全,褥子铺上去坑坑洼洼的。办公桌早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。椅子是一把老式藤椅,椅面上烂了一个洞,洞大约占到椅面的三分之一,根本不能坐人。脸盆架更古老,靠着几根尼龙绳的缠绑才可以勉强靠墙站立。后窗玻璃上有一个大窟窿。



东西虽然旧了点,我却不介意,我是个穷孩子,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找来东西开始动手收拾我的“新”居:把纸箱拆开,大些的纸板钉到窗户上堵住破洞,碎片塞到褥子底下垫床铺;剪掉脸盆架上的尼龙绳,用钉子和铁丝将脸盆架重新固定;桌面刷净晾干后包上牛皮纸。至于椅子嘛,我用旧布条搓了几根绳子将缺口织补好,再放上一个用旧棉袄改成的坐垫,这样就舒服多了。

 

比较难对付的是蚊虫。山里蚊虫多,除了蚊子以外,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子。

 

有一种虫子个头极小,通体碧绿,看起来很漂亮,叮起人来却生疼生疼的。牛虻更厉害,个头大,毒性强,要是被它叮上一口,不止会出血,还会肿起好大一个包,一个星期都难以消退,又痛又痒难受极了。尤其是到了晚上,一开灯,大大小小的虫子全都往屋里冲。

 

为了躲避蚊虫,老师们晚上经常不开灯,在走廊里凉快到半夜才回屋睡觉。躺在床上,不时可以听到墙角有蟋蟀的歌声传来,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已经悄悄潜伏到屋里来了。

 

有一次我正睡得香,忽然觉得腿上有什么东西在爬,我来不及多想伸手将它打下。拉开电灯一看,天啊,竟然是一条硕大的蜈蚣,这时候已经跌落到地上,快速地蜿蜒游动,在灯光下泛着瘆人的油光。

 

我跳下床四处搜寻可以使用的武器,这一耽搁,蜈蚣就不知钻到什么地方不见了。我最怕蜈蚣,因此不敢再到床上去睡,硬是在椅子上坐了一夜。后来我买了一顶蚊帐撑起来,将四边紧紧地掖到竹席底下,这样虫子就钻不进来了。



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,最难的是全校师生的用水问题。学校没有水,师生用水要到临近的村子去挑,这水是从山上的水库里引来的,水里有各种小虫子,有时候还会有蝌蚪。

 

可就是这样的水也不能常有,一旦遇上雨水不足,水库里的水流不下来,我们就没水吃了。有一回断水,伙房的大师傅不知道让学生从哪里抬来两桶水,像泥浆一般浑浊不堪。我疑惑地问:“这水也能吃吗?”几位老教师说:“能吃,扔点白矾进去,一会儿就清了。”

 

因为缺水,我们洗漱都十分节约。早上洗脸,脸盆里的水能没过毛巾就行,洗完后舍不得泼掉,留着晚上洗脚用。久而久之,在家也是这样,父亲就笑我真是在山里生活惯了,回到家也这么“小气”。节约用水的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 

慢慢地我就什么都适应了。水里有味儿,喝久了就不觉得了;挑水困难,省一点就是了;遇到水里有蝌蚪,我会把蝌蚪捞出来养到一个罐头瓶子里,和学生一起观察它如何先长出后腿再长出前腿,然后变成一只可爱的小青蛙,最后我们一起把青蛙放生……

 

唯有一点我一直都不能够适应,那就是夏天不能洗澡。刚毕业的时候连台小风扇都没有,一天不洗澡身上就“馊”了。于是我们就盼望下雨。下雨的时候,我们女教师都把水桶放到房檐底下接雨水,一边接一边洗衣服,剩下的晚上还可以烧开了擦擦身子。那时候我们是最开心的。

 

当困难被克服以后,日子就过得快起来,在日夜轮转中,学校渐渐变得越来越好。如今我们学校经过多次改建,已经拥有两座崭新的多功能教学楼和一座综合楼,并且有了标准的餐厅。前几年学校建了蓄水池,虽然还是经常会断水,但总算不用再到村里去挑了。




物质生活的好转并不能冲淡我内心的苦闷。

 

山区学校规模小,又不受重视,和其他学校相比教师们少了许多成长和发展的机会。再加上近些年由于经济条件好转,好多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转到了山外,留下来的学生人数少,基础差,我们的教学质量自然比不上其他学校。山区教师因此很是受到歧视。家长指责我们不会教书,其他学校的老师也会拿腔捏调地撇着嘴说:“就这几个学生还教不好?你们真是太舒服了。”

 

我很想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。

 

我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。作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,要想成就自己无非有三条路可以选择:赛课,教学,写作。我性格腼腆,参加公开课比赛显然不适合;山区的学生越来越少,想要跟其他学校比成绩也很难胜出;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写作了。

 

想到这里,我十分庆幸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过读书。阅读是写作的基础,爱读书的人大概都有过一个作家梦,我也十分渴望自己的名字有朝一日能够变成铅字印刷出来。更何况我指导的学生作品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,我因此对自己更增添了几分信心。

 

我把收藏的杂志整理出来,分门别类进行研读:教育,情感,游记,美食……我会选出几篇自己喜欢的,读熟,背会,然后在电脑上默写出来,或者照样子仿写一篇。没有人教,我只能边读边悟,从模仿中感悟写作技巧。

 

学校订阅的报刊杂志十分有限,我在这有限的资料中一份份翻找,寻到了适合的刊物和栏目,就按照自己琢磨出来的“征稿要求”写了文章投过去。无数个夜晚,当别人都在嬉戏玩耍的时候,我却一点儿都不敢放松。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。我知道,放纵一次很容易,再想要把心收回来可就难了。

 

老天不负有心人。第二年,我开始有文章陆续发表出来,先是《中学生阅读》《教育时报》《中国教师报》《教师博览》《江西教育》《新班主任》等纸刊,后是“读者新语文”“好教师”“唐诗宋词古诗词”等公众号。我的写作水平在一点点提升。

 

2018 年,我的短篇小说《两个妈妈》获得了“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”,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——作为一名中小学语文教师,我一直梦想可以成为一名儿童文学创作者。

 

我就这样一路艰难前行,从当初的下笔难言到取得今天的成绩,我用了八年时间。

 

去年我的写作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,之前一直都是偶尔才会有一篇可以发表出来,去年暑假前后我发文的数量和频次开始大增。如果继续写下去,每个月为家里增添一点小收入改善一下生活是完全可以的。

 

但是我选择了放弃。

 

去年暑假后我接手了五年级的数学课,我尝试把读书所学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,和学生相处甚欢。我迫切地想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,于是创建了自己的公众号“山区教师日常”。我每日里读书、上课,然后再书写记录。我的公众号文章既是我的工作记录,也是我写给学生的下水文,同时还是我跟学生沟通的最好媒介。

 

既然选择了写公众号,我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给其他刊物和平台投稿,我好不容易才取得了一点成绩的写作事业就此止步。不,仔细想一想,其实也不是止步,我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而已——一种没有收入,但是却可以让我和学生都能更好成长的写作形式。

 

察生命本身的意义


到今年为止,我已经是一位有着二十六年教龄的老教师了,我的同行、同事中有我的学生,班里有些学生的爸爸妈妈也曾经是我的学生。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遗憾,因为人们对于山区教师的看法依然如故。不要说是外乡人,就是本乡本土的学生毕业之后也大多不愿意回到家乡来任教,有些人即使回来了也会想办法调走。原本身居“高位(海拔高)”的学校沦落为遭人嫌弃的“低等(地位低)”选择对象,实在令人感叹。

 

我没有调走。在参加工作的第六年,我和一位本乡的男教师结了婚,违背了分配时我对父亲做出的“绝不嫁到山里”的承诺。对于我的这种行为,您可以理解为高尚,相信我是为了山区的孩子也要有人教所以才自愿选择留下来;您也可以理解为无奈,觉得我是没有本事调走所以才被迫选择留下来;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都行。我不介意。

 

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,在山区工作这么多年,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我觉得这二十六年的时光是上天赐予我的一笔宝贵财富:因为有苦难,才会有收获。

 

2019 年四月,河南省省委书记王国生到我们学校来视察,和教师谈话时,王书记问我为什么会在山区工作这么长时间却没有想过调走,我回答说:“在哪教书都一样。”

 


这是我的真心话。


还有一句真心话没有说,我一直把它藏在心底。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高尚的,但是自小受父亲老实本分思想的影响,我心里的确一直有个念头,那就是山区的孩子也要有人来教,如果大家都选择调走,山里的学生怎么办?这句话我对谁都没有说过,我怕别人说我假,说我想要包装自己。今天选择把它说出来,是因为我已经想通了,真话为什么不能说、不敢说?


我还要说,我不觉得在山区教书就比别人高尚,同样也不觉得山区教师就该受人歧视。我是谁?我就是我,一名普通的山区教师,有喜怒哀乐,也有理想和追求。


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,我希望日趋衰落的山区学校可以越来越兴旺,因为山区的位置和环境更适合学生成长,更适合做真教育。


最后,附上一句我很喜欢的话:


-  END  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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